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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为何称袁世凯“一世怪杰”

时间:2010-09-24 18:36来源:拙风文化网 编辑者:月影茶香 点击: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1920年8月17日在《晨报》发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论及民意时指出:一世怪杰的袁世凯,以符合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应当说,这句话集中反映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李大钊,对袁世凯一生的大体看法和最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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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1920年8月17日在《晨报》发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论及“民意”时指出:“一世怪杰的袁世凯,以符合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应当说,这句话集中反映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李大钊,对袁世凯一生的大体看法和最终评价。很显然,李大钊并未因袁世凯最后“卒以伪造民意而亡”,而全盘否定其曾“以符合民意而再起”等历史功绩,依然认为当时已经死去4年的袁世凯是“杰”,只是为“一世怪杰”。

 

  毋庸讳言,李大钊在走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前后,曾对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抱有相当程度的好感,对袁世凯在民国建立伊始的执政措施抱有比较拥护的态度。这似乎很难令人置信。其实,只要从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考察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就不会觉得有多么奇怪。就袁世凯本人来讲,其“以符合民意而再起”,为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实现南北统一,建立共和,毕竟起到了堪称关键性的作用;而他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倒行逆施,图谋称帝,也毕竟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李大钊当时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学子,对这样一个异常显赫的极权人物,必然也得有一个认识过程。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的李大钊,其可贵就在于,待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经切实认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貌,便立刻义无返顾地置身于反袁称帝的斗争之中。

 

  袁世凯曾是李大钊心目中的“民国开幕英雄”

 

  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大黑坨村,一直归直隶省(1928年改称河北省)管辖。直隶,特别是离乐亭县不算特别远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衙门所在地天津,为袁世凯的主要发迹之地,也是袁世凯留下赫赫政绩和莫大影响之地。不可否认,李大钊求学历程的转轨,与袁世凯在清王朝推行所谓的“新政”期间所起的重要作用有间接或直接的联系。

 

  李大钊十几岁时,曾经两度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是在1902年,他13岁时,据说是在童试时因“污卷”而未考中;第二次是在1905年,他16岁时,这次考得比较顺利,相继通过了在乐亭县举行的县试和在永平府首城卢龙举行的府试,只等再通过由直隶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即可考中“生员”,成为民间所说的“秀才”。然而,据李大钊本人在《狱中自述》中追述,这一年秋天举行的童试,“试未竟,而停止科举令下”,他未能,也不用再进院试的考场,便以“府试中”的成绩被永平府中学堂录取。这一变化,使李大钊在刚刚步入青春期,就一下挣脱了科举制的禁铜,开始径直接受新式学堂的教育。这是他整个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而清廷之所以在各地的童试尚在进行当中,就下达“停止科举令”,与袁世凯在其中起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03年春天,袁世凯就与两江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清廷,要求递减科举,加快改办新式学堂的进度;1905年9月,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再次提出奏请,敦促清廷立即停止科举,推广新式学堂。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05年9月2日颁布了“停止科举令”。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使李大钊在当时和以后都受益匪浅。当他了解到清廷下达“停止科举令”的内幕以后,不可能不像当时的许多学子一样,对被人赞为“尤于劝学,注意独挚”,“造新世界,不祖故常,毅然人告,变易文场”的直隶“父母官”袁世凯抱有异样的好感。

 

  不可否定的史实是,袁世凯督直以后,就对停科举、办学堂颇有革故鼎新的勇气和魄力。1902年,即李大钊第一次参加童试那一年,袁世凯就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并于次年在北洋大学堂设立了法科,开了中国近代正规法学教育的先河;1906年12月,李大钊正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时,袁世凯又在天津创办了比各省拟办或正办的法政学堂高级得多的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不仅面向直隶,而且面向全国大部分地区招生。1907年夏天,李大钊“感于国势凌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结束在永平府中学堂的学习生活,赴天津考入的就是这所学堂。李大钊若是在青年时代见过袁世凯的话,则应是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之后的事情。在入学之初,他很可能与同学们一起,见过很想把他们这批首届专门科学员培养成自己的嫡系政法官员的袁世凯。后来,尽管袁世凯在宣统皇帝登基后被迫下野,但他在这所学校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出任清朝总理大臣,继而又逼清廷退位,替代孙中山,成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待李大钊和他的同学们临近毕业时,袁世凯的个人影响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和他不少同学一样,不可能产生任何游离于袁世凯影响的思想和行动。实际情况正是如此。1912年冬天,李大钊参加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师生组织的以拥戴袁世凯统治地位为主旨的政治性团体——北洋法政学会,他还出任了该学会的编辑部长。学会成立伊始,李大钊与一些同学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共同批驳日本心怀叵测的学者中岛端刚出版的《支那分割之命运》一书,为遭到中岛端“信口雌黄,横施诋毁”的“民国开幕英雄”袁世凯,辩解再三,讴歌尽至。在批驳中,他和同学们称袁世凯是“不动声色,除旧布新,定国事于至危极险之顷”,“合南北而一之,融五族而共进于共和之域”的“大政治家”、“大经世家”,云“其浩然之气、真挚之诚、高洁之怀、缠绵悱恻之心,可敬,可钦,可歌,可泣,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些话,不一定均出自李大钊之笔,但表达的却肯定是他当时对袁世凯的看法与情感。

 

  李大钊曾经拥护袁世凯作为“中央统一”的象征

 

  1913年春天,李大钊与同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的郁嶷等同学创办了《言治》月刊,开始利用北洋法政学会主办的这个刊物议论时政,直接阐述自己的政见。

 

  由李大钊和郁嶷主编的《言治》月刊总共出版了6期。在《言治》月刊的创刊号及以后的诸期上,李大钊相继发表了对时局见解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有《大哀篇》、《隐忧篇》和《“弹劾”用语之解纷》、《杂论暗杀与群德》、《裁都督横议》、《论民权之旁落》、《原杀》、《论官僚主义》、《一院制与二院制》、《政客之趣味》、《是非篇》、《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等论文,还有一些泽作。在这些文章中,他主要表达的是自己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深蕴其中的忧国忧民之情。出于维护新建立的中央政权和统治秩序的考虑,他“隐忧”外侵内患,特别是“党私”、“省私”、“匪氛”等“危机”(《隐忧篇》);他慷慨悲歌,痛斥“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的“骄横豪暴之流”,“哀吾民之失所”(《大哀篇》)。他力陈直言,批评“争意见不争政见”,拥护中央政府裁去主张地方分权的“都督”,认为应当切实施行“中央集权”,反对任何人随意搞“弹劾”,极力主张“一院制”,同时也反对国民党人搞所谓的“二次革命”,等等。他当时的主要思想倾向,是从维护民主共和和中央统一的立场出发,拥护袁世凯政府采取的主要施政和治国方略,拥护袁世凯作为“中央统一”的象征,正式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尽管他也对袁世凯当时的一些做法采取了批评的态度,但他没有,似乎也不可能超越自己那时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所受思想的影响,也无法迅速摆脱北洋法政学会所隶属的“北洋”派的思想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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