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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经济

时间:2009-12-08 10:19来源:互动百科 编辑者:月影茶香 点击:
周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部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的泾水、渭水流域。传说其始祖后稷,名弃,是羌族的一个首领,夏代曾活跃在陕西、甘肃接壤地带的子午岭以西、洮河两岸和岷山东麓,创造了寺洼文化。公元前11 世纪之前,周族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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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部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的泾水、渭水流域。传说其始祖后稷,名弃,是羌族的一个首领,夏代曾活跃在陕西、甘肃接壤地带的子午岭以西、洮河两岸和岷山东麓,创造了寺洼文化。公元前11 世纪之前,周族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向东迁徙,定居于今陕西宝鸡、凤翔、扶风、彬县一带。他们摆脱了长期从事的采集和狩猎生活,逐渐熟练地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并向东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西北诸部族中一支势力强大的军事集团,并以武力战胜了商王朝,建立了世界东方最为强盛的奴隶制王国。

西周的经济
 

      从周武王灭商到周幽王的统治崩溃(约公元前1066—前771 年),史称西周。在这近300 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各种经济制度也日趋完善。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全盛时期。

 

西周的经济制度

      农业是西周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手工业和商业在西周也有明显的发展,西周的经济制度主要体现在土地制度、商业制度和货币制度等几个方面。

 

      1.土地制度

      西周农业经济中的重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周承商制,西周社会的土地公有制继续发展,并在中期以后走向衰落。

 

      西周的土地制度是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全国土地在名义上都属于周王,这就是《诗经·小雅·北山》中描述的著名诗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和有功的臣下,让他们世代享有,但是他们只能享用,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周初的土地不得私相授受或买卖,因而就有“田里不鬻”(《礼记·王制》),即没有土地买卖的现象。周王可以把土地和奴隶、牛马赐给诸井田制是西周土地国有制的主干,在井田上劳动的农业生产奴隶称为“庶人”,也有别的奴隶。所谓井田制,就是以纵横的灌溉渠道分割成的方块田地,由周王赐给诸侯或百官。赐田也有以里计算的,同样也可以折合成若干单位的井田。

 

      西周的井田制承袭于商代的土地国有制而有所发展,已经有了相当准确的亩制和比较完整的灌溉及道路系统,是井田制的完备的形态。当时土地的丈量以百步为亩,一夫百亩,称为一田,是井田的基本单位。由于全国各地区各封国的山川地势情况不同,井田的规划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有些地方采用十进制,即十夫为井,以十夫、百夫、千夫、万夫构成井田制的体系;有些地区则以九夫为井,方一里;方十里为“成”,即百井;方百里为“同”,就是一万井。周初的召卣铭文记载:“赏毕土方五十里”(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93 页,科学出版社),折合为井田就是五千井了。各地井田中间开挖的灌溉系统,称为遂、沟、洫、浍、川;与此相应的道路系统,则称为径、畛、涂、道、路。古籍和铜器铭文里所载“土田附庸”之类,就是指在规整的方田周围启土筑墉,取土后的沟渠即环绕方田,共同构成田间灌溉和道路的系统。

周的诸侯国
周的诸侯国

       文献与传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中,保存了较多土地制度的资料,其中有天子和诸侯、贵族对自己属下赏赐田地的记录,也有后来土地交易的记载。周王把井田分封给诸侯和百官,用作计算俸禄的单位。在分封时,首先要确定封国疆界,然后再认真计算出封地内的山林川泽、居邑和耕地面积。如果只授予土地,也要计算出面积,并封树立界为标志。天子赐给诸侯和王公贵族的田地,称为采田和邑田,合称采邑。作为采邑的田地就是一种俸禄,亦即属于按官爵赏赐的可以终身享用的田地,后来逐渐演变为在子继父官的情况下也同时继承了采邑。由于诸侯及百官的采邑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随着失宠、取消官职爵位、死亡等原因,天子和诸侯都可以随时收回赐给下属的采邑。

 

      周室代殷“尹尔多方”,继续以商殷的政治制度掌管天下众多方国,对重新分封的各诸侯国的统治,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只要服从周天子之命,所有旧日的邦国一仍旧例,即使对于大批殷代遗民,只要安于邑居不生事端,就大体上允许他们自由生活,有些还继续任命在朝廷为官,分到土地、财产和奴隶。周初所迁的殷民如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族,又再迁的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族和所谓怀姓九族,早已是从氏族血缘关系中分解出来的地缘家族,即商之百姓,被迁徙后更是异姓杂处,这批人包括平民,也有一些中小贵族,迁居异地仍然大都有自己的财产和奴仆,并不久就重新获得了土地。

 

      即使在周初,虽然名义上是土地国有制,但实际上大量土地成为诸侯百官的财产。周王取代商王成了土地国有制的代表,只不过收取一定数量的贡赋而已。对立国有功的元勋和宗室子弟,封侯授田以奉王室,真正属于周王的土地仅在京畿周围。周代青铜器上有不少周王赐土授民的记载,被授到贵族名下的土地,必然成为私人的财富。

 

      西周初年对诸侯的分封,既是西周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措施,也是以土地为主的财产的再分配。在分封土地时,除了将殷、周原有的耕地分给诸侯,还包括了大量未经开垦的荒地及山林草原。另外,还将周人的势力尚未到达或尚未有效控制的边远地区,也统统分给了臣下。当然,征服外部落时掠夺的土地和资源也先后作为赏赐分给诸侯。这样,在形式上虽然没有破坏殷商的土地组织形态,全国的土地名义上仍为周王朝和天子所有,实际上从分封之日起天子已不可能有效地控制天下土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和贵族在各自的统辖范围内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地将土地吞并为私有。周初的井田制和周王籍田,逐渐成为一种徒有其名的形式。天子籍田只是为了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对天下百姓的抚慰。公田和私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并存的,在私田不断增加,拥有私田的人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耕作者在公田上的劳动到后来只是为了更多换取私田上的收获,从而导致公田逐渐荒芜,私田则不断提高产量。到了西周晚期,井田制已经名存实亡了。宣王即位后,即“不籍千亩”,等于这个天子已不得不承认了土地私有制的现实,再也无力挽回周初王室拥有全国土地的局面了。

 

      西周土地制度的变革,是随着交换的扩大而逐步演变的。文献和青铜器铭文确凿地反映了这一岐山县宗周故地董家村出土的窖藏铜器,是研究西周史的珍贵资料。其中有三件卫器,铭文中记载了西周中叶土地交易的情况。在西周社会中,金属货币虽已出现,但是社会上很少流通,民间的交易主要还是以物易物,或者用价格比较固定的牲畜、兽皮、玉帛作为等价物来代替货币。董家村出土的卫盉铭文,记述了裘卫以玉璋等财物来换取矩伯的田地;卫鼎铭文记述了裘卫与厉两个贵族之间的土地交易;另一件卫鼎则记载周恭王九年裘卫以一辆带全套装饰和附件的好车,加上其它物品换取贵族颜陈的一片林地。

 

      西周著名的铜器中倗生簋、散氏盘(也称矢人盘)、舀鼎及其它许多鼎、盨的铭文中都记载着当时土地交易的事件。倗生簋记录的是格伯率领仆从及有关人员踏勘田地、书写交换文书、定立田界的过程,是恭王五年贵族倗生以四匹良马换取格伯三十块田地的文献。散氏盘是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盘铭中详细记载了核定土地径界及盟誓的经过,使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西周在孝王、夷王以后土地制度的状况。铭文大意是:因为矢国侵害了散国的土地,故付土地给散国以作赔偿。矢人付与散氏的土地共有两块,一块是眉地之田,一块是井邑之田。铭文在记述了田地的位置、四界、某封、某树之后,还列记了双方参加定界、盟誓的人名,其中矢国15 人,散国10 人,此外还列出在周王朝中管理诉讼的官员,即有王室官员在场为这件事公证。

 

      上述铜器铭文中反映的西周土地制度,表示西周中期土地已可以进行自由交易了。这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制度已不能由周王室所控制,大量土地被各地各级贵族占有而成了私人的领地。由于这些土地可以进行私人交易,土地的私有化进程迅速发展加快,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度也就必然要解体了。

 

      在土地的私人交易中,有的是以田易田,有的是以物易田,还有的是在诉讼中以土地作为抵押或赔偿。这些材料充分表明,土地在贵族手中已经完全变成可以交换的财产和商品,不仅田地与田地之间可以交换,而且田地可以和车马、皮毛、布帛、食物、牲畜、珠玉、食谷等各种东西一样有等同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拥有土地,就意味着可以拥有其它财富。根据西周的商业制度、货币制度的情况,可以说土地交易与当时普遍存在的商品交易一样,实质上就是土地的买卖。

 

      从铜器铭文中还可以看到,西周中期以后土地的买卖和交换是受到国家保护的。散氏盘等一些铜器记载,只要双方田主自愿,就可以私下协商,交易土地,再找个证人书写契约,立下誓言,即可做成买卖。在这种土地交易中,除了证人参与,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涉,也完全不必请示王室和方国诸侯。这就说明当时的土地交易已经完全合法,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保护,土地私有制在西周中期已经成为土地制度的主要成分了。

 

      2.商业制度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城市经济和水陆交通运输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商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商业制度也日趋完善了。

 

      西周已开始出现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市场,同时在辽阔的国土上出现了遍布各地的小型物资交流市场。市场的发展对整个经济活动的促进作用是多方面的。奴隶主贵族既要利用市场经济来积聚财富,又担心市场的发展引起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和壮大,从而引起各种矛盾,使政治局面不稳定。因此,对市场的干预和控制是西周商业制度的出发点和前提。西周社会的商业制度有以下几个内容:

 

      (1)市场管理制度

      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和控制,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政府实行的一种重要经济政策。

西周市场交易
西周市场交易

       市场的设立由官府规定,不能自发形成。作为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场既是商??通比较便利,人口相对密集的地方。在都邑中,为了不影响社会秩序,规定城的中心为王宫,王宫的北面设市。在通往各诸侯国的驿道上,也分别按一定距离设市,这些市场的类型与规模依据交通条件和当地物产情况有所区别。交通条件对城市发展和市场的设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早在周初成王居丰、镐时,使召公重新按照武王的筹划营建洛邑,其重要原因就是“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①除了国都之外,诸侯聚会或军事征伐过程中,在一些重要的交通据点也常设立临时市场。

 

      都邑中的市场,一天只进行三次交易,早晨的朝市以各地大商贾之间的买卖为主;日中的大市以一般消费者为主;傍晚的夕市以贩夫贩妇的小商品交易为主。进入和离开市场,都规定由一定的门通过。进入市场的各种货物都必须整齐排列于规定的地段,不得杂乱无常。市场入门处有称为“胥”的官吏执鞭纠察,市场之内有官吏巡行,一方面防止盗窃,另一方面负责处理纠纷。货物出入市场必须有凭证方可通行。对于进入市场的货物,哪些准许出售,哪些禁止出售,都有比较严格的限定。

 

      汇集了古代典籍而成书的《礼记》,在“王制篇”中记载了西周时的市场规定:圭璧金璋、命服命车、宗庙之器、牺牲、戎器等皆不许入市;另外还规定:兵车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数或幅广狭不中量,纺织品奸色乱正色,锦文珠玉成器,衣服饮食,未到收获期的五谷或不成熟的水果,未到砍伐期的幼树,幼小不中杀的禽兽鱼龟等,皆不许买卖。这种认真细致的管理制度原则,开创了中国市场管理制度的历史。国家通过对市场的控制和严格管理,把整个流通活动和流通过程完全置于国家利益的权限之内了。

 

      对市场的管理还体现在不但限制一些特殊商品的流通,而且限制参与交易活动的人的身份地位。由于大多数坐市经商者都是当地贵族的家内奴隶,身份低贱,贵族们自己不能作为顾客同他们直接接触,怕有失身份,因此贵族需要的商品就通过手下的奴隶总管或仆从去办,所以当时在市场出出入入的一般是下等人。这种状况一直沿续到秦汉时期。如果贵族自己进入市场参加交易,就会被看作是打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不为贵族阶层所允许,并要受到一定的处罚。这条规定即所谓“命士以上不入市”。

 

      西周管理市场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思想,至今仍有某些可供借鉴。《周礼·地官·司市》载:“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这是对上市商品马、牛、羊、猪、狗、鸡及各地土特产品进行管理的原则,其意是说市场上缺乏的货物要使其出现,对大家有利的商品要尽量推广并扩大经营,有害的物品则应加以排除和取缔,奢侈的商品要使其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这些原则不一定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但① 《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33 页。

 

      西周对市场的这些管理办法,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是可取的。

 

      (2)价格制度

      对于商品价格给予严格控制,是西周商业制度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关系反映商

西周圜钱
西周圜钱


       品和货币相交换的比例关系。价值与价格本来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很难一致,这是因为价格的形成不断受到商品供求和其它主客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因为商品价格直接影响到买卖双方的切身利益,所以在市场上经常由于价格引起争端。上市商品的价格和由此引起的诉讼,一般由管理市场的大小官吏司市、胥师、贾师来负责调解处理。国都市场的朝市、大市和夕市均由他们管辖。司市的职责据《周礼》记载为“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等,办公地点称为“思次”,开市时悬挂旌旗为号令,所以后世管理市场的市亭亦称“旗亭”;胥师、贾师是司市的下属,办事机构称为“介次”。每二十肆则设一“次”,设置胥师、贾师各一人。

 

      胥师执行管理职责,负责辨别货物的真假,贾师则专管物价。此外还有负责市场秩序的“司■”,有负责稽查行迹可疑的人和抓捕盗贼的“司稽”,负责验证审查质量并管理度量衡的“质人”,还有负责征收商税的“廛人”等等。为了配合市场管理,司市还要任命商贩中的头面人物为“贾民”,帮助官吏禁伪、除诈并协助纠察。有了这些市场管理人员,引起的市场纠纷能够比较妥善地得到处理。

 

      在西周社会里,人们还未完全认识到商品价格存在的规律性,货币制度尚未健全,所以商贾和消费者基本上各以主观偏好来确定商品价格。当时市场交换限制在一定范围,在较小的范围内,不同商品的交易从种类、用途、质量等方面都易于比较,又由于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要求重点控制好价格,所以西周市场的商品价格完全是人为确定的。评定商品价格的权力掌握在司市、胥师和贾师手中,并由贾师具体裁决。一般说来,上市商品须经各市场的贾师查看并同意其价格,才准许进入市场出售。市场商品价格的高低,也由贾师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调整。凡是官府不提倡的东西就“抑其价以却之”;官府需要的、提倡的商品则“起其价以征之”。所有商品上市都按种类和档次价格高低分地段陈列。同一种类、价格接近的都摆在邻近的一处,谓之一“肆”。每肆有肆长一人,主管货物的陈列和摊位。肆长和守门的胥都由司市指派,多为服徭役性质的平民。

 

      商品按肆摆放布置,易于比较,易于管理,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上的等级观念。通过商品价格和肆的区分,同时也就自然划分了不同身份的购买者。在发生较大的天灾和疫病时,贾师要负责维持米谷、棺木等商品的平常价格,禁止自己所管辖的市场上出现随意抬高物价的现象。当官府有剩余物资出售时,其价格也由贾师参与确定。

 

      除了管理物价以外,日常买卖事务也由贾师率领肆长每月更替轮值主持。有一些临时设置的市场,也采取这种管理办法。

 

      西周统治者常常把市场上各类商品价格的高低变化,看作是民间风俗变化的一种标志。据《礼记·王制》记载,王侯在巡狩时“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这就是借助于市场商品价格的动态和商品经济的变化来推测民间风气的好坏。如果奢侈品价格上涨,那就是“志淫”的人多,风气就坏;反之,如一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便意味着民风质朴,是一种社会安定的好现象。这种价格观点显然没有认识到商品价格的变动主要靠经济的发展来决定,受商品供求变化和生产状况的影响,当时的价格观念是很片面的。

 

      (3)税收制度

      西周的商业制度中,还包括对商税的征收制度。文献记载,官府对市场上的交易要征收一定的商税,收的都是货币,由“廛人”来主管这件事。据《周礼》所载,征收的税币主要有市肆中的房屋费、货物占地费、货物品种质量检验费、货物存放仓库费等,此外还有违禁货物的罚金。对屠宰牲畜的肉贩,还另外征收牲??异衣物滞销的,以市价买入交与官府,遇到灾荒疫疠之时,则市内概不征税。除了对商税的征收,政府还对一些贵族私人开采国有山林川泽收赋税,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但是私人开采矿山池泽是有限度的。各地山林川泽都有专职官员管理。

 

      (4)货物出入关市制度

      一般在市场上摆摊贩卖的坐商,是居住在附近的商业奴隶和平民。但对各大都邑来说,四方的土特产品很多要靠外地的商人长途贩运而来,这批商人是行商,多属于别的侯国,有的是由某侯国贵族派遣奴隶总管率领的商业奴隶,也有的是附近侯国的平民或一些专事经商的小贵族。西周官府对这些外地商人采取优惠的态度进行鼓励,制定出外地货物出入关市的制度。

 

      市场对行商的货物出入关市规定:中秋之月“易关市,来商旅,纳物贿,以便民事”,同时“门闾毋闭,关市毋索”,这种规定是为了使外地商人感到方便而制定的。按照规定,货物出入城门的关境,要以“玺节”为凭。商人从市内采购的货物欲运出境外,由司市发给“玺市”做为出入关的通行证。司门掌管国门(城门)的开闭以免违禁货物的流出,司关则严格进行出境检查。市、门、关三个方面互相配合,进行出关货物的控制。对于那些不在市上购买,而径在民间取货的外地商人,由于他们没有司市签发的“玺节”,西周政府则要求各地在他们把货物运到关上时,由司关征收一笔关税,并付之以“传”做为通行证件。倘若货物因故需暂时停搁关下邸舍,则另外交纳税币,称为“廛布”。对那些不经过关口而走私运出的,一经发现,则不仅要没收货物,还要严厉处罚货主。外来商人从境外运货入关者,则案其“玺节”查验货物的多少,由司关通报国门,由国门通报司市,司市核实通过后,才能在市上发售。

 

      对外地的商旅,司市照例严格管理,并不特殊照顾。不但商旅往来要有证明,而且入境随俗,不许随意散布不利于当地官府和市场管理的言论。总的来看,在冬季来临时,官府限制外地商旅的往来。

 

      综上所述,西周时期的商业比之商代有了较大地发展。

 

      西周在重视发展各地农业生产的同时,周代各王普遍重视商业经济的重要作用,当时还没有形成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对商业的重视,与商代社会的商业发展有一定关系。统治者在强调农业生产时,也鼓励经营商业的活动。周初时曾遇到大荒年,周文王运用一些商业政策推动商业发展以缓解经济危机。《逸周书·大臣》记载他在“告四方游旅”中说:各地的游商客旅,这里为你们提供交通上的方便;如认为这里的货币轻,可以另发重币,轻重并行,你们不会吃亏;你们的货物可以随到随卖不耽搁,早晚都可以买卖。周文王的这个政策,显然对鼓励和吸引外地商人很有作用。

 

      另据《逸周书·大聚》载,为了使市邑迅速繁荣,西周官府还鼓励偏僻乡村集市的商旅迁居城市,即实施“招商”政策,规定“能来三室者与一室之禄”,意即迁来三家时,一家的供给由政府负担。这是西周初年扶持商业发展的又一优惠政策。在《尚书·洪范》中,周武王对于八个方面的政务安排中,第一位是农业生产,第二位就是商业贸易,足见对商业经济的重视。在西周社会中,住在农村小邑的农业劳动者称为野人,工商业者则一般都居住在都城大邑,称为国人。西周晚期,工商业者已在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商人成为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力量。周厉王时期,国人因不堪忍受统治者的盘剥而举行暴动,参加起义的有很多是从事商业的平民。

 

      西周王朝之所以在重视农业生产时并不轻商,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西周的统治者认识到商业贸易活动给奴隶主贵族带来许多物资财富。在大量的商品交易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以物易物的地区间土特产品的交流,对社会生产十分有利,也不会对社会的政治稳定有什么威胁。由于商业的发展,中原地区和沿海各地的贸易往来日趋频繁,促进了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交流,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王室和各封国诸侯能够直接比较牢固地控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周王和诸侯、大小奴隶主贵族用官府名义掌管着大批商业奴隶和手工业奴隶,指挥他们在生产商品的同时进行商业活动,并把生产和买卖都限制在不损害他们利益的范围之内。官营商业之外的贩夫贩妇私人经营十分有限,虽然涉及面很广泛,但主要是少量小生产者在农闲时出售自己为数不多的剩余产品,即使这种经营,也在官府的严密监督下进行,从上市到价格都纳于市场的管理之中,不会危及贵族集团的利益。

 

      第三,西周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弃农经商”,商业的发展还没有构成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或妨碍。西周中期以前,土地还不能随意买卖;只是到了西周晚期,土地的私人交易才渐成势头,这也是春秋战国以后形成“重农抑商”的重要原因。因此,西周的商业发展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

 

      西周的农业生产

      西周的农业经济在商代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经验的增加使粮食产量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和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使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粮食品种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也增加了,农业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和主要部门。畜牧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周族在其先祖生活在戎狄之间的时期,经济生产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很落后。在周族先祖长期居住的陕西长武县碾子坡遗址,出土了大量食后的牛、马、羊、猪的残骸,其中以牛骨最多,约占全部兽骨的一半以上,说明周人当时以养牛为主的畜牧业比较发达,农业生产虽然已经出现,但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都很少。迁岐以后,周族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快的发展;灭商之后,各地的先进生产经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交流,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发展得更快了。

 

      在西周社会中,青铜农具的应用比商代略有增加,考古发现有铲(钱)、锄(镈)、犁(鎒)、镰(铚)和收割用的青铜刀等。由于青铜农具制作不易,而奴隶本身价值低微,所以奴隶主不愿推广更为先进的青铜农具,各地的农业生产工具仍然以石器、木器、骨蚌器为主,其中骨、蚌制农具大大增加了。集体奴隶身份的庶人,生活极其贫困,受到很重的剥削,本身无力使用先进的青铜农具,即使一般平民也缺乏这个条件。因此,锋利实用的青铜农具有时在王公贵族的公田上使用,用毕即收回集中保管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奴隶们只能以木耒、石耜、骨铲、蚌刀这样一些石器时代的工具进行劳动。从这个角度上说,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是不可能很快的。

 

      当时的井田,“一易”、“二易”的轮流休耕制已经得到推广。耕田主要靠人群密集型的劳动,通常是两人合作,即为“耦耕”。《诗·周颂·噫嘻》篇说西周早期“十千维耦”,在《周颂·载芟》中说“千耦其耘”,说明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很大。

 

      在大田上第一年耕种的土地称为菑,第二年耕种的土地称为畲,第三年耕种的土地称为新。《诗·小雅·采芑》记载“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诗·周颂·臣工》说“如何新畲”,这里所说的菑、畲、新就是指耕种年数不同的田地。第三年耕种以后,地力已衰竭,周人就用抛荒的办法休耕以恢复地力,称为“一易”,数年之后,再次耕种。

 

      周人已基本掌握了修筑排水和引水设施、除草、雍土、施肥、治虫等农业生产技术,并且经验越来越丰富。《诗·小雅·白华》说:“彪池北流,浸彼稻田”,说明人们已经知道应用人工灌溉技术,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依靠天然的雨水。《诗·小雅·甫田》记载“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说明了当时要向大自然祈求降雨、祈望恩惠的情况。在长江流域,水网密集,可能已懂得利用沟渠排水、灌溉的方法①。《诗·小雅·甫田》说“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这些诗篇反映出周人对于除草和雍土培苗技术已很重视。锄耕农业的推广,使垅作开始萌芽,耦耕和中耕除草技术在西周时期广泛实行是很自然的事。在大量农业生产活动中,人们还掌握了① 对西周是否推广人工灌溉技术,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考古发掘亦未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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