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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里如何谈汪精卫投日

时间:2009-11-28 19:46来源:湖南在线 编辑者:月影茶香 点击:
2004年12月,蒋氏后人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女士决定将两蒋(蒋介石、蒋经国)日记暂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五十年),并授权开放,海内外诸多专家、学者闻讯纷纷前往阅读或抄录。蒋介石日记从1917年到1973年,即蒋离世前两年。其日记涉及无数历史人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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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2月,蒋氏后人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女士决定将两蒋(蒋介石、蒋经国)日记暂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五十年),并授权开放,海内外诸多专家、学者闻讯纷纷前往阅读或抄录。蒋介石日记从1917年到1973年,即蒋离世前两年。其日记涉及无数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高陶事件”中的两位主角高宗武、陶希圣便是一例。

蒋介石
蒋介石

     在中国现代史上,陶希圣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在某些正统史家眼中,他是一个“汉奸”,1949年后被列为第四十一名国民党高级战犯;在蒋介石眼中,陶一度追随汪精卫推动所谓对日和谈的“和平运动”,1938年底随汪等人出走河内,无疑是一个背叛。然1940年初“高陶事件”发生,不仅未受任何处罚,仍受到重庆政府重用,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眼中,陶希圣、高宗武一夜之间脱离其组织,并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使其内部大乱,周佛海在日记中恨之甚切:“……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1940年1月22日)而在一些学者眼中,如顾颉刚等,陶希圣则是中国社会史派始祖、大师级人物。

 

     高宗武当年为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他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通……,虽然不在高位,却肩负国家对日外交重任,当道倚为股肱左右之臣,春风得意之时不过而立之年……”(周谷语)1940年4月,高宗武化名“高其昌”,持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员护照,偕夫人沈惟瑜经欧洲抵达美国。初在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不久便销声匿迹,隐于异邦,其从政生涯提前画上句号。

汪精卫
汪精卫

     2007年7月至9月间,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三次前往胡佛研究所,摘抄蒋介石日记中有关高宗武、陶希圣的内容片断。陶先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国际知名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旧金山,以其十年之力写出《“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内地出版。著名史学家唐德刚作序,评价甚高,认为“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不过,陶先生当年写 “高陶事件”,尚无法见到蒋介石日记,在印证其父的某些回忆,尤其是当年蒋对待汪等人发起“和平运动”的真实态度,大都引征其他史料,说起来,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遗憾。

 

     陶先生摘抄的蒋介石日记,自1937年7月8日至1940年2月17日,也就是从“卢沟桥事件”

 

     爆发,抗战甫始,到两年多后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杜月笙秘密安排下脱离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这段时间。从其内容看,涉及高、陶二人似不甚多,但对蒋在抗战初期顺应民心与时势、下决心抗倭的内心世界则多有揭示。

 

     一,卢沟桥事变:祈和平而不求苟安,应战而不求战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驻屯军第一联队一木大队)在北平郊外卢沟桥演习攻战,夜十一时藉口搜查失踪哨兵,突攻宛平县城;国民党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吉星文团奋起抵抗。此战成为中日战争的发端,史称“卢沟桥事变”。

 

     从相关史料看,针对这一严重事件,日军内部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扩大派”主张,中国反日情绪高涨,若不加以制裁,势必引起全面冲突,而未来日本与苏联或开战,中国必支持苏联,所以应“对华一击”;“不扩大派”则强调,一旦大举出兵中国,将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不如专心经营“满州”,准备将来对苏一战。

 

     实际上,中国人反日情绪自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与五四运动以来,可说愈演愈烈;加上1927年“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件”(制造伪满州国),以及入侵华北,逼签《塘沽协定》等,更成燎原之势。“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推行所谓“大陆政策”,“跨入了妄图征服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的新阶段”。

 

     蒋介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7月8日日记云:

 

     注意:一,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甲彼将来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俾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三,俾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

 

     预定:一,为中倭冲突案通令各省。

 

     注意: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

 

     (陶先生抄录如是,或有省略,照录不误。蒋日记本无标点,均为后加。本文作者注)

 

     7月10日,蒋介石电令各军仍切实准备,并令宋哲元星夜赶筑防线工事。

 

     这一天,北大教授陶希圣奉召离开北平,经天津过南京,乘长江轮船达九江,再坐轿上庐山,出席蒋介石在牯岭召开的茶话会。

 

     7月16日,蒋介石向出席茶话会的全国知名之士发表谈话,表明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的立场。当天蒋介石日记:上午在庐山图书馆开谈话会,正午宴客。

 

     这篇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系程沧波起草、陈布雷修改。其中有几段未见于发表的内容。1986年6月12日,陶希圣接受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员陈存恭等人访问时回忆,蒋当时说“什么是何梅协定,我把它撕了;我已经命令关、黄两师进驻保定,并且命令宋哲元回北平,他现在已经过天津回北平。现在除非不打,否则战端一开,即无中途妥协,中途妥协就是投降”。

 

     关、黄两师,即中央军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黄杰部第二师。

 

     7月17日日记:约宴马寅初、陶希圣谈话。

 

     蒋单独召见陶希圣,是要他回北平指导国民党的言论。

 

     陶希圣在接受陈存恭等人第五次访问说:“陈布雷来找我去见委员长。布雷说:‘在会中,你是客人,现在则是以党员的身份见主席。’蒋委员长见了我,说:‘你在北平做得很好,你还是回去指导他们继续努力。’我说:‘总裁,国民党有四个单位四个组织,我指导谁?’委员长起身说:‘我叫他们听你的话。’出来后,我问布雷:‘这是怎么回事?’布雷说:‘这是命令。’我很惶恐……”

 

     陶希圣是1925年加入国民党的,当时正在上海主编独立青年社之下《独立评论》周刊,其政治思想路线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提出过“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这样的口号,被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认为符合三民主义之要旨,遂成他接近国民党的第一步。1927年北伐时期,陶希圣接到一纸电令,受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授衔中校,才与国民党有了实际接触。

 

     这一次召见,改变了陶希圣个人之命运。国难临头,以其精英意识“应时而出”,毅然离开了北大校园,从此弃学从政。这一年8月,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9月,应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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