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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两朝严惩贪腐 缘何乾隆朝至“无官不贪”?

时间:2010-04-10 11:23来源:新闻午报 编辑者:月影茶香 点击:
乾隆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他风度翩翩,常使人感觉蔼然有春风和气;他又高己卑人,施政过程中经常峻烈严酷,刻薄寡恩;他为人节制,平生饮酒不过数杯;他又穷奢极欲,花起钱来如沙似海。继《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之后,张宏杰把目光聚焦于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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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他风度翩翩,常使人感觉“蔼然有春风和气”;他又高己卑人,施政过程中经常峻烈严酷,刻薄寡恩;他为人节制,平生饮酒不过数杯;他又穷奢极欲,花起钱来如沙似海。继《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之后,张宏杰把目光聚焦于乾隆皇帝,饶有兴趣地向读者展示了乾隆性格中的多个侧面。

 和珅像
和珅-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贪官

即位初拒绝进贡 晚年“指示”臣子送“钟”

 

乾隆四十一年初,六十六岁的皇帝第四次东巡山东。与前几次东巡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的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聚集于此。一路之上仪仗塞路,闹得小小的山东翻天覆地。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皇帝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

 

我们抄录一点历史资料,看看皇帝这次短途旅行都收了些什么样的礼物: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袍五十端、宁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

 

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这一趟出行,可谓是满载而归。

 

“进贡”是专制时代的一项定制。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皇帝虽然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国库由户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财政则由内务府掌管。

 

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

 

一是晚境顺遂,高枕无忧;二是乾隆本身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登基之后强自隐忍了十余年,步入中年之后,皇帝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乾隆十六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那一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全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最为重要的工作。

 

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柄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东西当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

 

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示意他们的属下不惜任何代价收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此外,乾隆还喜欢收藏书画、古玉,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了。

 

无月不贡 名目繁多,数额巨大

 

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

 

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乾隆四十一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到了失态的程度。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几乎无月不贡。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光明正大”,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官员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他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原因是进贡过程中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而且,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他也可以纳入私囊。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择收部分,其他退回。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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