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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国粮食净出口94.8亿斤 是57年的2.5倍

时间:2010-10-12 19:08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编辑者:月影茶香 点击: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作者:罗平汉 1959年以来的粮食紧张情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面对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 一是抓紧粮食的调运。1960年开春后,针对京、津、沪、辽等地的粮食库存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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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作者:罗平汉

1959年以来的粮食紧张情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面对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

 

一是抓紧粮食的调运。1960年开春后,针对京、津、沪、辽等地的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供应紧张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负责,并有国家经委、铁道部、交通部、粮食部主要负责人参加。1960年2月18日,李先念就立即突击调运粮、油、棉问题,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采取如下紧急措施:(一)责成有关省、自治区和铁道、交通部门必须保证按时完成中央确定的粮食调运计划;(二)在突击运粮期间,对粮食的调运应尽量优先安排,即便外贸出口的粮油也应暂时让路;(三)提前拨给各省、自治区按原计划分配的汽车;(四)除人民公社的专业运输队外,组织必要的副业运输队参加突击运输。2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李先念的报告,要求各地立即研究执行,并且提出“凡是有粮食调出任务的省份,应当紧急动员起来,掀起一个调运粮食的突击运动,坚决保证完成当前的粮食调运任务”。

 

196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紧急调运粮食的几项措施的报告》,要求在新粮上市前的50天到两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粮食和交通运输部门,必须全力以赴,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完成第二季度56亿斤粮食的调运任务,其他物资的运输要暂时为调运粮食让路。此后,中共中央几乎每月都要就粮食调运问题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检查粮食调运工作,确保每月粮食调运计划的完成。当时,粮食库存很少,只能是夏秋将南方早熟的粮食运往北方,冬春将北方晚熟的粮食运往南方进行调节,以缓燃眉之急。

 

二是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的口粮标准,淮河以南每人全年原粮360斤,遭灾的地方应更低。丰收的地方,除了完成原定的外调和为支援灾区而增加的外调任务外,如果还有余粮,可以提高到原粮380斤,但最多不能超过原粮400斤。淮河以北的农村口粮标准,应当压低到人均全年原粮300斤左右,东北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压低到300斤以下。其实,这个时期许多农村的口粮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由于1960年粮食减产已成定局,农民口粮已降低到了仅维持生命甚至连生命都难以维持的极限,已不可能通过加大征购量来保证城镇居民粮食供应,惟有在压低农民留粮指标的同时,相应减少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中明确规定:“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商品粮)。”通过核实城市人口,压缩口粮供应标准,核减不合理的粮食供应,仅北京市每月减少粮食供应530万斤,人均压缩了口粮3斤。

 

三是提倡“瓜菜代”。早在1960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作出了《关于当前蔬菜工作的指示》,要求将蔬菜的生产和供应,不仅作为一项经济任务,而且要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所有城市和农村的党委与人民委员会,都要抓紧蔬菜的生产。到了1960年夏天,粮食问题的严重性更加凸现出来,中共中央在这年6月作出的《关于抗旱备荒的指示》中,再次提出要抓紧目前植物生长最强季节,大种瓜菜,以备必要时度荒之用。所谓“代”,指的就是代食品。“代食品”是那个年代的专有名词,顾名思义,就是能代替食品的物品。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指示: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暂时的困难,使城市和乡村的口粮标准有所降低,肉类和油有所减少,因此,除了要千方百计地增加粮食、增加瓜菜外,还要千方百计地增产各种代食品。目前秋去冬来,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已经收获完毕,秆叶即将干枯,树叶已经开始或者即将枯黄,“各地必须更大规模地动员群众,抓时机,抢时间,迅速地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树叶、草根和野生植物尽可能采集起来(做叶蛋白的要随采集随加工),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秸秆和植物根尽可能地保存起来,不要都烧掉;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制成各种代食品。”为了加强代食品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成员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的中央代食品运动五人领导小组,并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各地也照此办理,成立代食品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以加强对代食品生产的领导。

 

四是紧急进口粮食。从1958年起,一连三年超越国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大批的粮食。其中,1958年进出口相抵,净出口65亿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净出口94.8亿斤,比1958年又增加45.9%,相当于1957年的2.5倍。1960年在粮食收不抵支的情况下,仍净出口20亿斤。1960年因农业歉收征购量减少、城镇人口增加,伴随而来的是商品粮供应量增大而造成的粮食收支逆差,仅靠加强粮食调拨,降低口粮标准,搞“瓜菜代”,都难以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1960年冬,粮食形势越来越严峻。这年11月,国家上调粮食的任务只完成了64.4%。12月头4天每天运粮比11月份平均下降了20%,比中共中央要求的减少了一半,交通沿线粮食库存普遍空虚。然而,问题并不在于运输能力不足,而是在农村已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以调出。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周恩来和陈云建议:下决心进口一批粮食以渡过难关。

 

1960年12月底,周恩来、陈云和外贸部长叶季壮商量后,确定进口粮食数量为120万吨。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大进口,数量增大到50亿斤。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又决定进口100亿斤。从1961年到1965年,我国共进口粮食547亿斤,年均109.4亿斤。同期共出口粮食127亿斤,进出口相抵,净进口粮食420亿斤,年净进口84亿斤。

 

五是大幅度精简城镇人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仅靠进口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的。而且进口粮食需要花去大量的外汇,这几年用在粮食进口上的外汇占去了国家外汇总数的1/4,共约5亿美元,这必然要压缩其他物资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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