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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历史与东亚史观

时间:2009-12-04 15:28来源:纵横周刊 编辑者:月影茶香 点击:
如果在世界范围内,举出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最活跃,但却因种种地缘政治矛盾和历史问题而频频释放出“地壳活动”信号的地区的话,非东亚莫属(指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广义东亚地区)。这种“地壳活动”的原动力并非由于地质年龄上的“年轻”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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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历史与东亚史观
东亚历史与东亚史观

    东亚史观之建构本身,也许就意味着超越与消解相关国家困扰已久的历史问题。——刘柠 撰稿


    如果在世界范围内,举出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最活跃,但却因种种地缘政治矛盾和历史问题而频频释放出“地壳活动”信号的地区的话,非东亚莫属(指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广义东亚地区)。这种“地壳活动”的原动力并非由于地质年龄上的“年轻”而产生的活跃(恰恰相反,该地区地质学意义上的地层年龄相当古老,同时也是公认的被人类文明覆盖最早的地区之一),而是某种源自历史的张力。


  东亚地区无论中、日、韩,都不乏各自或灿烂或沉重的历史及历史观,但缺乏可资共享的对区域历史的共识。换句话说,有东亚历史,而无东亚史观。正如一位参与东亚三国历史教科书共同编纂工作的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彼此对历史问题的最大共识,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同的。”戏言归戏言,但共识缺失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共识的长期缺席,导致审视邻国的战略视野充满误读,在交往过程中误解横生;而误读、误解一旦产生,往往会在由大众传媒和民意构成的沉默螺旋效应下,持续发酵,动辄引发“地震”,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种不稳定构造的成因,颇复杂,远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那种把责任一股脑都归为日本的战争反省不彻底的做法,其实无不简单化的嫌疑,也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一来,真正的问题反而会被遮蔽。近年来,日本由媒体主导的重新检讨历史、反省历史的工作颇引人瞩目。这不仅是因为发行量动辄数以百万计,甚至以千万计的主流大报,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对舆论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且可发挥传媒优势,整合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资源,使大规模、跨国界的历史田野调查及实证性研究成为可能,有助于新史料的挖掘、发现和新观点的碰撞、生成,对学术之功远在学界之上。日媒中的“百年老店”、著名左翼报纸《朝日新闻》继通过检讨自身在战前和战时所扮演的角色,力求发掘从自由主义媒体坠落为战争机器协力者实事背后的发生机制的《新闻与战争》之后,进一步把聚焦的景深投向了东亚的近现代,试图以超越国别史的视角,探索深藏于历史地表之下的东亚地区“地壳活动”的原动力——此乃《历史是活的——解读东亚近现代的十个主题》一书的“野心”之所在。如此学术性诉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成功与否,另当别论,但这种尝试本身,带有破天荒的开创性,无疑值得评价。遑论其探索无论在史料发掘,还是对诸如区域历史性和解的现实基础的思考上,均有所突破,有些甚至堪称建设性。

 
    史料发掘,功不可没


    十个主题,纵横中、日、韩、越,上下一个半世纪,从鸦片战争、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台湾割让,从日俄战争、朝鲜兼并,到辛亥革命、伪满成立,从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到国共内战、韩战、越战,从日韩、中日邦交正常化,到韩国的民主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涵盖了一部近现代东亚史。视野如此深广,如果是泛泛扫描的话,势必浅尝辄止,乏善可陈。但著者以结合当下的超越学术的新闻主义视角,在对史料加以精心选择的基础上,深度聚焦,不仅激活了那些广为人知的材料,而且带出了一批尚不为人知的宝贵史料,有些则是首次曝光于公众视野。历史的表情由是更加生动,兹举两例试说明之。

 
    国父孙文发动的辛亥革命,多亏了宫崎滔天1等日本自由民权主义者在人、财两方面的“无私”襄助,否则的话,会走更长的道路,这早已成为历史定论。但当时参加革命军,帮助中国革命的日人中,还有另一类存在,譬如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革命军并阵亡的日本新潟县柏崎出身的步兵大尉金子新太郎。


    据柏崎地方史研究者杵渕武二的研究,金子赴中国后,曾致信妻子,表示“倘若成功,当有再会的机会,否则便是凶多吉少”;而其赴中国参加孙文革命,并非基于军方的正式命令,而是为某个大人物私相授受的、带有某种秘密使命的私人派遣。那么,到底受何方派遣,肩负何种使命呢?这些谜一般的问题,随着金子的一去不返,长久沉没于历史的河床。


    直到2007年4月,本书执笔者之一的记者偶然读到辛亥革命时任陆军少将的宇都宫太郎2的日记,谜底才揭开。原来,金子新太郎是受宇都宫的派遣而奔赴中国的。宇都宫在日记中明确记载,作为自己(宇都宫)“个人的事业”,令其(金子)参加“支那”革命军。在交给金子派遣经费两千元的同时,对他亲口下达了“妨害清国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的媾和,在革命军势力圈的中国南部建立独立国家”的训令。对此,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陆军首脑均未参与,完全是宇都宫个人的私人派兵。


    日记中还具体记载了对金子做出的训令内容(“我的私见”)。那是武昌起义爆发5天后的黎明时分,天未晓就醒来的宇都宫,一口气将平时反复考虑的对“支”政策写了出来,试图以自己的方针来主导参谋本部的行动。方针要点为:1、中国之大,不可能一气得到,因此最好分割为若干独立国,加以“保存”;2、由于此次内乱(指辛亥革命),中国有可能分裂为满、汉两个国家;3、表面上帮助清朝,暗中支援革命军,伺机做旨在切分成两个国家的“调停”;4、在此基础上,与之建立保护国、同盟国的特殊关系。毋庸讳言,如此对“支”政策的背后,显然有把日俄战争后到手的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及南满铁道(满铁)变成永久利权的战略考量,此所谓“满蒙问题”。


    金子新太郎赴中国后,作为第一步兵日籍顾问官,执行了对革命军的督导。武汉之役,遭卷土重来的清军激烈反扑,革命军惨败,付出了约一万人的牺牲,其中包括47岁的金子。1913年2月,宇都宫专程赴汉阳凭吊阵亡的金子,在其墓前供奉了一瓶白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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